职业教育法修订之后
5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该法自 1996 年颁布以来，首次大修。消息一公布，有媒体将新法的“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引起热议。后来，教育部专门辟谣，称其为“误读”。但是，“误读”背后反映的社会心理和教育焦虑倒是十分写实。
所谓“普职分流”，指的是中考过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要分离。简单说，学生上不了普高，就只能上职高。在过去一些年，这种分离甚至是强制的，而且要保证“五五分流”的比例。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比如 2021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普职比是 6.5∶3.5。
即使如此，许多家长仍然非常恐慌和焦虑。原因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所分析，当前的职业教育某种意义上成为阶层分化的工具。过早或强制分流使得一个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大概率被锁定在低回报行业和社会底层。没有一个父母会心甘情愿让孩子走这条道路。
所以，修订的新法放弃“分流”的说法，以“协调发展”取代，被看作是把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上升为类型教育，取消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之间的差别，迈出改革的第一步。
“立法都是原则性的，不会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明确，所以就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下一步搞高中教育，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值得好好探讨。立法还是第一步，只是打开了一扇门，开了门之后你走进去，怎么来设计高中阶段孩子们的教育，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姚洋说。
比如民办非营利组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熊丙奇就提倡建设“综合高中”。他称，“把所有高中都建设为既有普高（学术）课程，又有中职（技职）课程的综合高中，综合高中多样化办学，实行学分制教学，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普高课程与技职课程。在高中毕业后选择普通高考或者职教高考。这也就解决了中考后的分流问题——所有学生都进综合高中；又解决了中职教育问题——以融通方式开展技职教育；还整体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原来的普高学生也选择部分技职课程，原来的中职学生，也可以选普高课程了。”
但是，综合高中要办好并不容易。熊丙奇认为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对技职教育的投入与技职课程的质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 3 倍左右；二是建立并完善职教高考制度。除了高职院校、职业本科，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以及综合院校培养技能人才的专业，都应该进行职业教育。这些院校、专业都应该通过职教高考招生，由此引导社会转变对职业教育、职教高考的认知。
相比之下，姚洋的改革设想和熊丙奇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看起来更激进一些。他心中的理想方案是，6 岁上学前班，然后实施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等到 17 岁之后再分流，这样孩子们完成了高中教育，心智也比较成熟，家长也认了，自己的孩子努力过了，考不上北大清华就认了。高中生的出口是什么？本科或者专科，专科包括高职，或者也可以去上中专或技校，甚至什么也不想上，就业也可以。有些人没上过大学，也做得很好。”
如果说熊丙奇、姚洋的观点太“顶层设计”，那么服务中职学生与老师的公益组织“HOPE 学堂”组织的讨论“《职业教育法》修订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要更接地气和具体一些。比如讨论中提及，新法强调企业的力量，但原本就没有处理好的“校企合作”乱象（如学生被学校当作廉价低端劳动力输送到企业‘实习’）存在恶化可能性；新法提到社会力量参与，那公益组织未来可以做更多事情，帮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回应更多职校青年的成长需求。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主任的刁文撰文则称，“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只有教育、人社部门的努力远远不够，我们的社会评价机制必须抓紧时间调整与改变。例如职校毕业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编、社会岗位招聘中非理性提高学历门槛、社会福利待遇如积分落户中的分数差级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凸显着职业教育的层次地位，客观上影响到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选择”。
重要的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像“HOPE 学堂”发起人梁自存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都提到了社会需要去除对职校学生的污名（觉得他们智力低下、道德不佳、坏学生、混日子等），职业学校的很多做法（比如定位是管住学生，怕出事）也不合理。
梁自存回忆：“去年在我们的协力营活动中，两个学生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在公交车站旁栽倒在地，立马过去把他扶起来，商量要不要打 120。我们的一个实习生后来说，事情发生时他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我和职校学生接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事，道德水平和学历没有关系。另外，关于智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智力类型，比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等等，学习成绩不好只能说明不适合学这类东西。此外，‘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划分也会影响到同学关系，大家会以老师的视角来评判身边的同学，‘好学生’和‘坏学生’不交往，激起同龄人之间相互不认可。”。
苏熠慧表示：“批判教育社会学里面有个‘符应’理论，讲的是学校往往会提前为劳动力市场去打造适应的人格。今天一些职业学校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是在打造一个个温顺的劳动力。但吊诡的是，这种军事化管理往往与其目标相悖，形成相反的结果。我在田野研究时发现，这也往往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甚至影响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我们很需要对这种管理进行反思，回到黄炎培先生他们所倡导的职业教育初衷上来。在黄先生看来，职业教育培养的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劳动力，而恰恰是一个自尊自强、有创造力的劳动者。”
其实，不仅是职业教育，究其根本，所有阶段和类型的教育都应该尊重劳动，重视人的尊严。“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完整的人。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教育是让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高尚的人、有远大理想的人，而不是蝇营狗苟的人，不是为眼前刷题所束缚的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培养的目标。”姚洋说。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上期，我们探讨了防疫的代价，提到许多经济学者的思维方式是计算。这个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算账”惹起了争议。
他从保生命角度测算称，“过去两年（中国防疫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10 天，平均每年 5 天”。而且，通过保经济，“人均消费每年增加 0.1%，折算成寿命能够增加 6 天”。
“怎么保？各地有各地的办法，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还有“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上海市 2500 万居民，平均 4 口人住在一起，有 600 万家庭，我们政府能力这么强，600 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 10%，选出 60 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你一万块钱现金，60 万家庭 60 亿。……上汽一年交的税在 150 个亿以上，拿出上汽集团交税的 60 个亿给最穷的 10% 家庭补助，同时给被集中起来需要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消费，不要产生心理阴影”，李稻葵说。
在提问环节，社科院学部委员（院内最高学术称号）余永定说：“我不能展开回答你的问题了，我已经连续做了十几天核酸，现在又弹窗，我得出去跟他们交涉。”李稻葵则称：“我只是算账，怎么看待人民至上、生命之上。至于具体措施，余教授的弹窗我解决不了。”
李的这番言论受到许多批评，像对工人的隔离举措、上汽的税收变补助，包括算的账，经济学界内部也有不同声音，比如梁建章撰文《和李稻葵商榷防疫政策的生命账》，就觉得李忽视了过度严防死守的政策造成总的人均寿命损失。
“避免死亡的收益为 1 天，减去因经济下降造成人均寿命损失 5 天，答案等于负的 4 天。按照上述计算，每个月就会损失 4 天的人均寿命。可以说，过去两年成功攒下的人均寿命增加 10 天的盈余，几个月的封城就会全都被还回去。”梁在文中写道。
02
上海等地长时间的 “静态管理”，使得疫情下人们的心理健康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早在 2020 年 2 月到 3 月，中科院院士陆林的团队就对近 6 万名受访者展开调查。研究发现，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与心理健康的风险有关。在疫情期间有过隔离经历的受访者中，34.1% 的人至少会产生一种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失眠和急性应激障碍。
最近，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提及团队做的两个调查。其中一个是 2021 年 11 月调查了三十多万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心理问题的伤害上升很多。“孩子们‘四无’——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孩子们就不爱读书；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对真实的人和事情没有兴趣；第三，社交无能力；最后，对生命价值无感受。我们下一代受到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青春三年时光在疫情中度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经历过的一个悲剧，焦虑、抑郁、情绪失控、自杀现象都在上升。”彭凯平说。
另一个是今年 2 月到 4 月，他们在几个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做了成人调查。“因为疫情的不确定、大规模暂停社会活动和经济的冲击，大家的心情的确不愉快，我们叫‘中产阶级不开心’。但是，反过来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变化，比如意义感加强，大家开始思考人生为什么活着、如何让自己活出积极的生命。总的来讲，社会情绪的低落比较普遍，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叫创伤后成长‘PTGD’（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创伤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们带来成长的力量，重新关注家庭、亲情、健康。”
彭凯平是国内积极心理学的代表，类似的，76 岁的历史学者萧功秦在 5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也从积极角度分享了这段时间他在上海的经历和想法，称“每天看微信中种种消息，往往让我心焦，我也会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与读书。……可以说，我是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中的一个。我力争做一个‘乐天知命’的现代儒者。”
在反思层面，萧功秦批判的是“国人的恶根性”，认为“专制文明千百年来，以及文革极端时代以来，积淀了许多看不见的民族劣根性，这种文化性习太深厚了”。这种说法也引来一些批评，比如微信公号“大家谈游学”发了一篇《蒋瑞：与萧功秦老师商榷》，就认为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太模糊，国民性也会受到制度环境影响，萧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国人恶根性，不从制度方面找原因，非常错误。
03
上个月，《小鸟文学》刊发王竞的《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讨论了德国对于俄乌问题的争论。这个月，围绕 93 岁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发表在《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争论继续发酵。
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乌克兰正在就德国前几任总理的对俄战略“误判”对德国进行道德勒索，而西方在决定不参战时，就已经注定陷入两难：西方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对乌克兰的武装援助。他赞成德国总理朔尔茨坚持“负责任的权衡”，认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对乌克兰的“仓促认同”实际上代表着德国和平主义者正在发生深刻转折，这一转折有可能预示着以对话和维护和平为主旨的德国政治模式的终结。
批评哈贝马斯的一方，像《再见，哈贝马斯——德国是时候与战后的“和平主义”告别了？》的作者朱易就认为，哈贝马斯和同龄的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信奉和平主义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更关键的是，像温克勒尔批评的那样，德国所谓的东方政策有被神话和美化的地方。它并不是和平主义理想的具体体现，倒更像是“闷声大发财”。
支持哈贝马斯的一方，如历史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文章《历史转折之后：哈贝马斯与德国的新认同危机》（After the Zeitenwende: Jürgen Habermas and Germany’s new identity crisis）中称，事实上，平衡俄罗斯和德国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人比哈贝马斯更能体现这段历史。哈贝马斯反对的不是要求为乌克兰做更多事情的呼吁，而是这样做的方式，他担心德国道德上的不满者追求保守联邦政府的自信，自我意识会背叛自己，升级是一种可怕的风险。
“不久之后，欧洲可能会面临一场混乱的历史和政治时代冲突，不是在东欧，而是在大西洋两岸。正如哈贝马斯提醒我们的那样，马克龙的连任打开了另一扇机会之窗。欧洲会抓住它吗？”图兹写道。
04
被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草案，引发许多讨论，知识界尤以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发言为代表。83 岁的她在《卫报》和《大西洋月刊》都发表了文章，认为强迫生育是一种奴隶制，需要捍卫女性的自由与权利。
她称，写作《使女的故事》时，中途几度停止写作，因为觉得太牵强。“然而，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太愚蠢了。神权专制并不仅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如今在这个星球上也存在着这样的专制，又有什么能阻止美国成为其中一员呢？……如果阿利托法官想让你受17世纪法律的约束，你应该仔细研究一下那个世纪。你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吗？”
05
2022 年普利策奖公布，其中，小说奖颁给了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的《内塔尼亚胡家》（The Netanyahus: An Account of a Minor and Ultimately Even Negligible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a Very Famous Family）。这本书重新想象了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父亲参观一所大学校园的情景；获得非小说奖的是《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城市的贫困、生存和希望》（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该书源自作者 2013 年在《纽约时报》做的报道，讲述纽约一位无家可归女孩的故事；传记奖是已故黑人艺术家温弗雷德·伦伯特（Winfred Rembert）的口述《追我到坟墓》（Chasing Me to My Grave: An Artist's Memoir of the Jim Crow South）；历史奖则由讲述 1772 年一名印第安人被两名白人皮草商谋杀故事的《夜幕笼罩》（Covered with Night）和《古巴：美国历史》（Cuba: An American History）获得。
相比“正统”的普利策奖，颁给 39 岁以下年轻作家的狄兰·托马斯奖更新锐。今年该奖授予的是帕特里夏·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的《没人在谈这事》（No One Is Talking This）。这本书探讨现代网络文化，聚焦一位不具名的叙述者如何看待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名气，以及她在一个类似 Twitter 的平台“the portal”上的生活。
06
几条教育界的新闻引起争鸣。一是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二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撰文称，国内马克思主义呈“畸形”发展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越来越萎缩，但各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发展，从 2012 年的 100 家发展到 2021 年底的 1440 余家，增长 14 倍；三是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今年 9 月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一课时。课程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型劳动三大类，具体内容包括烧饭做菜、打扫卫生、种菜养殖。
07
几条出版界的新闻让人忧虑。一是考古学者许宏在《中国文化》上发文批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锋编著的《中华古代文明之光》存在诸多问题，揭露学术乱象；二是浙江大学副教授王慧敏撰文批评《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版，收入“甲骨文丛书”）错译太多。目前该书已下架；三是网传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焓的文章《翻译出版不能为反华学者及其著作洗白——从白桂思<丝绸之路上的帝国>的中译本说起》，该书疑似近期被下架。
08
几本英文世界的新书值得关注。一是谢尔希·浦洛基关于核灾难的全球史《原子与灰烬》（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s）；二是探讨 21 世纪暴政的《权力的复仇》（The Revenge of Power: How Autocrats Are Reinventing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和《操纵舆论的独裁者》（Spin Dictators: The Changing Face of Tyranny in the 21st Century）；三是杰夫·戴尔讨论自己和其他作家、画家、运动员、音乐人等中晚年的《罗杰·费德勒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Roger Federer: And Other Endings）。
09
4 月 27 日，美国作家爱默生逝世 140 周年，他的思想被看作确立了美国精神文化，所写的随笔影响深远；4 月 30 日，《申报》创刊 150 周年，上海学术界举行了一场云座谈纪念；5 月 14 日，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逝世 110 周年，他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戏剧的先驱，著有《斯特林堡文集》（全五册）；5 月 19 日，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逝世 60 周年，他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常被人提起。
10
5 月 2 日，文物专家谢辰生（1922—2022）去世，他一生致力于文物保护，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5 月 9 日，演员秦怡（1922—2022）去世，她见证了百年中国影史变迁；5 月 16 日，沙漠地貌学家夏训诚（1934—2022）去世，他曾 38 次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驻疆超过 50 年，对沙漠研究及治理做出很大贡献。
4 月 23 日，美国学者谢尔顿·克里姆斯基（Sheldon Krimsky，1941—2022）去世，他一生探究科学、伦理和生物技术之间的关系，著有《私利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Private Interest）等；5 月 2 日，以色列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1939—2022）去世，他是当代道德、法律与政治领域的杰出学者，法律实证主义最强有力的辩护者之一；5 月 8 日，韩国诗人金芝河（김지하，1941—2022）去世，他曾因民青学联事件入狱，致力推动韩国民主化进程，一生想用诗的力量改变世界。
题图来自 Ryoji Iwata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