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金庸去世后，倪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但身体不好我也乐天。”
4 年后的 7 月，“蒙 C 宠召”，倪匡逝世，和老友们团圆相聚，享年 87 岁。华人世界竞相哀悼这位香江才子，回忆读“卫斯理系列”时的感受、津津乐道他的传奇经历、评论他的功过是非、熟悉的人怀念交往故事，还有和金庸去世时一样，抚今追昔，再次感叹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被称为“倪匡接班人”的作家谭剑说，“没人接得了倪匡的班。他南来香港这个自由之地，乘上报业兴盛时代的列车。年轻的他凭一支快笔和独到观点，轻易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文化影响力上平分春色。他的成功是天地利人和的结果，也是香港这个开放城市兼容并蓄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倪匡因香港给予的自由而写出天马行空的作品并致富，香港因倪匡的作品而成为对外输出大量小说的城市。”
作家陶杰认为，倪匡的成就主要分两部分，第一是小说，1000 部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会传世。因为他是带着创伤从大陆逃到香港，所以会不自然地写到以前不愉快的经历，见过的丑陋人性；另一部分是杂文，他对自由、民主、极权、家庭、伦理、爱情、两性等的看法富有见地。
“比方讲在 70 年代中期，香港人连同性恋都隐隐约约知道，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在金庸的报纸上（说）我赞成同性恋，应该合法化。两个男人关起门来，他们喜欢干什么，只有不妨碍第三者，你不要管他，只要是成人。”陶杰说。
评论人李照兴撰文称，“倪匡除了设计出卫斯理惹人好奇之外，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人，可以有多跨界。试想像，在主要创作跨度以四十八年计（1957 年至 2005 年），400 多本作品，300 部电影剧本。编剧最密集时像 1971 年及 1972 年，一年间有 21 部作品，平均一个月生产两个剧本，更不用说涉及更多专栏小说。……那也是个香港与台湾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大连结时代。”
“《今夜不设防》呈现了香港那前过渡期时代的尽情忘我，用四字概括，是‘酒色才气’，忠实地反映了几个大男人平时到夜总会天花乱坠的胡言乱语和即兴智慧。……说它是香港电视界的一个奇迹，因为由尺度到人物表现，都回到前述的某种‘咁都得！？’（注：粤语，这样也行！？）的姿态。……那个奢侈的 80 年代，真是痛饮，为不知日后何时会发生的处处皆设防干最后一杯。”
除了作品，许多人特别怀念倪匡的人格魅力和智慧。比如在演员林青霞眼里，“倪匡是单纯的、善良的、充满好奇心的人，他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像个带给人间快乐的顽皮孩子”；作家马家辉想到的则是《倪匡的逻辑》。
他称，举个最最最简单的例子：有人问匡叔如何看待所谓“网络霸凌”。匡叔的回应是，世上哪有什么网络霸凌？你关掉手机，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吗？对方怎样霸凌得到你？说毕，仰脸大笑，干脆利落，此中有真意，留待访问者仔细思考。
“也许匡叔的逻辑可以化约为这样的道理：世间的‘客观’困难和艰辛，不见得全不存在，但其中有某些部分是自己能够用潇洒的态度、方式、心态、策略去回应处理，若老让自己陷于‘客观’的泥泞里，哭哭啼啼，苦大愁深，那就等于火上加油，甘愿帮忙，把自己牢牢捆绑在苦难的囚笼里。砍断手臂也好，关掉手机也罢，都只是夸张的表达，个中真意是要用破格的思维去面对问题，然后用决绝的态度去寻求解决。退一步，不一定风平浪静，但至少不会把风浪看得太严重，所以也不会令风浪变得更严重。”马家辉写道。
最近这些年，由于局势变化，倪匡小说中的一些片段被不少年轻读者解读为“神预言”。比如《追龙》中写道：“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而这样做，可以只出自几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图上，但只是一具躯壳，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闯祸》中写道：“在强权势力之前，满地乱爬，摇尾乞怜的，自己不敢反抗，也叫人家同样作奴隶的，千方百计，也想跻身于强权势力的，什么丑态，都有人做！”
但是，这些金句带来的追捧或者批评过于肤浅。正如李照兴所说，“要了解倪匡，不能凭碎片化地只读他的几个金句判断，而必须看到他的经历，他的逃跑，他的恐慌，他的决志”。而且，这些简单判断背后也暗藏着政治大于文学的思维。事实上，站在文明的角度，文学的价值远远大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变化。
或者说，倪匡在文学书写或人生实践中所讴歌或鞭笞的价值更具普世和永恒，这也和他遭遇的时代相关。在《倪匡传：哈哈哈哈》中，他说，“我的人生哲学说出来真是教坏小孩，就是得过且过。我不计较什么。我写卫斯理的时候，出版社要出版，我自己都没有把自己的稿存下来。有读者很重视，会剪报留存，收集送我的。我 16 岁去当公安，到 23 岁逃离大陆。那 7 年的情形，让我知道人是如何在一个环境中生活，人可以委屈、卑微到一个什么程度。印象太深刻了。人应该有生存的基本权利。这个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被剥夺的。”
而在另一采访中，他则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坚持是，“我坚持人要有个体自由”。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上期，由于控枪、堕胎权、听证会等事情的发生，我们讨论了知识界对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担忧。6 月底，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1973 年 “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中确立的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废除纽约州自 1913 年起实施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以及前白宫助手等在听证会的证言，比如称特朗普在被告知不能去国会大厦加入他的支持者后，曾试图抢夺其座驾的方向盘，都让忧虑变得愈加真实，“内战”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
站在中国角度，其中引起比较大争议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易富贤的文章《美国堕胎法案争议对中国的警示》。他曾写过《大国空巢》一书，是较早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言论鲜明犀利，但也像许多人口学者一样，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强调人口的重要性。
该文称，“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弱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中国是世界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0 年官方数据显示高达 43%，考虑到存在大量私自堕胎，那么真实堕胎率应该超过 50%，是美国的两三倍。”
“美国只有很少的医生能进行堕胎手术，而中国的堕胎手术普及到了乡镇。尽管中国严厉打击性别鉴定，但是由于存在非法堕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 120（120 个男孩/100 个女孩）；即便实行了二孩政策，2021 年的出生性别仍然高达 112，远高于正常的 104 （102-106）。如果有不受限制的堕胎自由，那么选择性堕胎女孩或男孩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
“中国要降低堕胎率，需要重建尊重生命的人伦底线，强化家庭价值，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缩短学制，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和养育能力。如果没有这些联动改革，仅仅严格限制堕胎会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引发其他社会危机，如弃婴的增加，非婚子比例增加而让妇女不堪重负，以及非法堕胎对妇女健康的损害。”
“中国也应该就堕胎问题进行全民讨论，以引发对生命权、家庭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利、人伦底线等的广泛思辨。”
除了“堕胎”，引起中国公众广泛热议的还有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里的“社会调剂”。1990 年，唐月英、邓振生夫妇交了 1340 元超生罚款后，未满一岁的孩子被抱走，至今下落不明。该告知书称，“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
易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无法统计被“调剂”的儿童数量有多少，但这种措施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全国都很普遍，如四川达州、湖南邵阳和辽宁大连等地。计划生育侵犯人权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强制引产、被没收财产、家人受到牵连处罚等，但都难以追责。
02
继续写过不去的疫情，7 月，上半年相关经济数据陆续公布，让我们更清晰看到防疫的代价。比如，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为 2.5%，其中二季度的 GDP 增速只有 0.4%，环比为 -2.6%。很多经济学者称，2022 年增速估计无法达到 5.5% 的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二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8%，上半年平均为 5.7%，但各省份相差较大。上海、吉林、辽宁等疫情较重、封控时间较长的省份，失业率偏高，福建、江苏近期就业改善明显；
2022 年大学毕业生达 1076 万，首次破千万，但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报告，2021 年四季度以来，16 至 24 岁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今年 4 月为 18.2%，5 月上升至 18.4%，为该数据公布以来最高水平。
经济数据之外，像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各地烂尾楼和停贷现象的出现，更让人加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当然，房地产和银行的问题其实是老问题。去年，恒大债务危机出现之后，我们在和许成钢教授的访谈中，他就深刻分析了其中的根源：
“恒大的问题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我们需要解释中国房地产背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它们借钱时胆子都非常大，所以中国非常高的杠杆率有一个重要特点，里边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就是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即便是在中国的制度特点下，采用各种办法，没有突然产生重大金融危机，但是一次性的重大危机即便不产生，危机的阴影也会笼罩在经济上，它带来的深远影响一定不能小看。”
03
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专题，刊出四篇文章，分别从政治发展、宪制秩序、跨境互动、经济转型等角度，探讨香港在后半期的路途上，“一国两制”实践何去何从？比如张炳良认为，香港若失去独特性，经济转型毫无成果，管治绩效未见改善，并沦为国家包袱，“一国两制”的存续便成疑问；朱国斌觉得，“一国两制”实践能否行稳致远，将取决于中央和特区的长远战略和治理智慧。
04
学者孙歌在接受《文化纵横》的采访时，分析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身亡事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势力的利用、日本修宪的前景等。她说：“从山上刺杀安倍到参议院选举，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暗示了水面之下的世界。关注水面之下的那个世界，我们才能慢慢地接近日本社会和日本人。而在理解了他们的苦恼和困惑之后，或许日本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他人之事，它们将以另外的形态成为我们的问题。”
05
7月，2022 年的奥威尔奖公布，政治写作的小说奖授予了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像这样的小事》（Small Things Like These）。小说讲述在 1985 年爱尔兰一个小镇，圣诞节前几周的一天清晨，煤炭和木材商人比尔·弗朗（Bill Furlong）发现一个深陷天主教会的青少年正处于危险之中，救还是不救？吉根曾在中国出版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南极》《寄养》，以冷峻简洁笔触书写爱尔兰乡下普通人生活与情感著称。
记者莎莉·海登（Sally Hayden）的《我的第四次，我们淹死了：在世界上最致命的移民路线上寻求庇护》（My Fourth Time, We Drowned: Seeking Refuge on the World's Deadliest Migration Route）获得了政治写作的非小说奖。海登不仅调查了北非寻求庇护难民的经历，也揭示了非政府组织的疏忽、联合国的腐败，还有 21 世纪奴隶贸易的经济学、欧盟对利比亚民兵的资助等。
新闻奖授予了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他最新的一部著作是《重生：在不吞噬地球的情况下养活世界》（Regenesis: Feeding the World without Devouring the Planet）；BBC 记者埃德·托马斯（Ed Thomas）关于新冠代价的一系列报道则获得了“暴露英国社会阴暗面奖”。
除了奥威尔奖，另一令人瞩目的奖项是崔健凭借新专辑《飞狗》荣获台湾第 33 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大陆歌手。在如今的两岸关系下，不少网友认为难得，“金曲奖”格局大。崔健自己则在获奖感言中称：“金曲奖是一个历史悠久、装修讲究，有点温馨的中转车站，清楚地告诉了我下一站的方向。它似乎在说：一个新的时代正等待着你，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下车？”
06
几条关于学校的新闻引发争论。一是英国公立大学谢菲尔德哈勒姆将于明年取消英语文学专业。此前，坎布里亚大学、莱斯特大学、朴次茅斯大学等采取了类似削减人文和艺术学科的行动。
一方面，校方解释此举主要原因是学生需求不足，比如现在英国学生申请英语文学专业的人数比十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更多人选择学习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等专业。但在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师，以及菲利普·普尔曼、马克·哈登等作家看来，这完全是政府和校方对艺术和人文专业的偏见，认为其不实用，就业困难，忽视了艺术和人文教育的价值，只想把学生变成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
“文学研究不应该是少数富有、被宠坏、享有特权的美学家的奢侈品，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的宝贵真理和生命源泉。没有文学、音乐、艺术、舞蹈和戏剧，无论老少，都会因精神、情感和想象力的饥饿而消亡。我们确实有一个野蛮人政府。”普尔曼说。
英国不是孤例，疫情下的经济不景气，情况尤甚。去年，悉尼大学就计划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消减经费，取消课程、关闭项目和院系合并，计划裁掉入学人数在 24 人以下的“非必要”本科专业；西澳大学则取消了原有的社会学专业，重组人类学等专业。
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宣布不再参加下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因为早前该校数学系教授迈克尔·塞迪厄斯（Michael Thaddeus）在批评文章称，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排名背后隐藏着不准确、令人怀疑乃至严重误导的数据。实际上，在大学排名的强激励下，包括常青藤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都可能存在数据问题，而排名机构却对上述问题不加审查或视而不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大学排名不应被视为衡量大学优劣的主要标准。
三是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和华为的关系澄清之后，网友们的关注点转移到陈春花的博士学位是否存在问题，只用一年就获得了疑似“野鸡大学”的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与学术也受到许多争议。目前，陈春花和北大均未对学历问题给出任何回应，但官网的学历信息已被移除。
07
几条关于作家的新闻值得关注。一是娱乐业的真人秀盯上了作家，一档名为“美国下一位伟大作家”的节目正在制作中。在初赛中，参赛者将有一分钟时间推销自己的小说，最终进入决赛的将有六名，他们会在直播的一个月内写出一部小说，获胜者将有机会出版作品等。
二是伦敦高等法院审理了一起文学抄袭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曾侄女安娜·帕斯捷尔纳克（Anna Pasternak）指控美国作家拉娜·普雷斯科特（Lara Prescott）的历史小说《我们保守的秘密》（The Secrets We Kept）涉嫌抄袭。
2016 年，安娜·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拉娜：不为人知的故事启发了<日瓦戈医生>》（Lara: The Untold Love Story That Inspired Doctor Zhivago），指出《日瓦戈医生》里的拉娜背后的原型是作家的秘密情妇、文学缪斯奥尔加·伊文斯卡娅（Olga Ivinskaya）。她追溯了奥尔加家族的前几代人，还采访了她的女儿伊琳娜。
2019 年，拉娜·普雷斯科特在《日瓦戈医生》出版故事的基础上，写了一部历史小说。小说内容涉及奥尔加的性爱场景，让帕斯捷尔纳克家族的成员感到不安。有意思的是，普雷斯科特之所以叫拉娜，正是源自其父母借用《日瓦格医生》里的角色名。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普雷斯科特抄袭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希望法院裁决有助于澄清小说家在虚构叙述中可以重复使用多少历史研究，以及何时可以被视为文学抄袭。她建议，需要在判例中建立新的“拉娜定律”。目前，知识产权法对管理历史小说的规则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导。
普雷斯科特则称，她的小说是原创作品，是自己多年研究、写作和编辑的成果，指控毫无根据，其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代理了她的辩护。
三是由畅销 1200 万册的小说《蝲蛄吟唱的地方》（Where the Crawdads Sing）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美上映之际，《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杰弗利·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一篇文章中称，小说作者迪莉娅·欧文斯（Delia Owens）在 27 年前的一起谋杀案中被通缉审问。
当时，生物学家迪莉娅·欧文斯和丈夫马克·欧文斯以拯救非洲野生动物的环保主义者闻名，出版过《哭泣的喀拉哈里沙漠》等作品。美国广播公司摄影师克里斯·埃弗森（Chris Everson）在接受采访时说，1995 年，在赞比亚国家公园，马克前妻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欧文斯开枪打死了一名偷猎者。后来，马克在侦察兵的帮助下，将受害人尸体放入货运网中，绑在直升机上，然后在附近一个泻湖中丢弃。
12 年前，杰弗利·戈德堡向马克、迪莉娅、克里斯托弗三人或其律师求证过此事，但均否认参与其中。但是目前，因谋杀在赞比亚没有法定时效，所以赞比亚当局仍在调查，三人处于被通缉审问的状态。
08
几部英文世界的新作可以留意。一是 99 岁基辛格在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称，领导人个体，以及他或她的治国才能，有时可以决定历史。当然，如果他们身边有最优秀的顾问，会更有帮助；二是历史学者加里·格斯尔（Gary Gerstle）的著作《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自由市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三是萨莉·鲁尼在《卫报》撰文推荐意大利作家娜塔丽亚·金兹伯格（1916—1991）的小说《我们所有的昨日》（All Our Yesterdays）。
09
6 月 30 日，切斯瓦夫·米沃什诞辰 111 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了诗人西川的文章《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以表纪念；7 月 2 日，波兰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改为纪念馆 75 周年，我们刊发了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书摘；7 月 6 日，作家威廉·福克纳逝世 60 周年；7 月 9 日，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金宝汤罐头》首次展出 60 周年；7 月 15 日，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诞辰 130 周年；7 月 22 日，画家爱德华·霍珀诞辰 140 周年。
10
6 月 18 日，经济学者何炼成（1928—2022）去世；6月24日，律师张思之（1927—2022）去世，《小鸟文学》刊发了他的一篇辩词《司法裁判首应经住现实检验》；7 月 2 日，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1925—2022）去世，《岁月神偷》导演罗启锐（1952—2022）去世；7 月 11 日，《滚石》杂志的创刊编辑、作家大卫·道尔顿（David Dalton，1942—2022）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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